作者：黄吉宏 王丽（分别系江苏师范大学中华家文化研究院教授、玉礼副教授）

　　华夏是礼制文明礼仪之邦。中国古称“华夏”，儒学何为“华夏”？《春秋左传正义》疏曰：“中国有礼仪之大，器物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表征谓之华。玉礼鸣潮”《礼记·玉藻》又将玉与人的礼制德行相匹配，认为：“古之君佩玉，儒学君子无故，器物玉不离身。表征”

　　玉器文化贯穿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玉礼为传统优秀器物文化之代表。礼制三代观物制器的儒学自然崇拜向两汉经学注疏玉礼制的演变，也是器物华夏礼乐文明在国事—家礼—人德层面由“神文”向“人文”跃进过程中“礼器合一”的集中体现。

　　玉与国礼：玉作六器与六瑞

　　“国之大事，表征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祀与戎之核心在于国家统治。其中“祀”层面的“六器”，按《周官·春官·大宗伯》谓：“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携程”这里的“六器”主要是指自然崇拜祭祀天地与四方的玉礼器。据文献考证，《周官》乃西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重金购得献给朝廷后一直深藏于秘府，到西汉末年整理藏书时才予重视，至新朝王莽时立为学官，改名《周礼》，东汉郑玄为之作注，遂成为探究中华文明“藏礼于器”的重要史料渊源。

　　“戎”的层面，随着三代王道政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与步入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礼失求诸野”的兴替，作为权力象征的“六瑞”之“圭”逐渐成为中央集权制下等级身份的表征。同是该书《周官·春官·大宗伯》还记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考古发现江都王墓、满城中山王陵、巨野红土山昌邑王墓内小圭形制、比例、尺寸完全相同，庆余年2表征诸侯王墓出土的圭制，多为中央赗赠之物。（《玉润中华》，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216页）。也就是说圭作为政治信物被传承，作为中央建立宝塔式自上而下的一整套统治形式下通礼教的体恤形式。或许可以明晰齐家文化“璧琮组配”、周时的“璧圭（璋）组配”至汉变化为“壁圭组配”的玉礼制。而汉代在众多礼器中选择圭壁发扬，当时重其作为六瑞之器的人治内涵，与当时礼制儒学化的内因是高度契合的。

　　玉与家礼：孝敬思礼

　　汉代礼与孝的链接，是家礼发展的核心内容，而汉玉的进一步家礼化，则将礼不下庶人的贵族制等级下达到一般的百姓日用之家，形成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家礼祭祀、孝亲、归宗、敬养、睦邻等文化。史载周朝时大夫之家，就已经设立了“家宗人”的职位，专门掌管有关祭祀等家礼实施事宜，从属国家礼制，但规格大小不同。到了两汉时期，家礼的礼义和功能才被进一步发掘出来。（陈延斌等《中国传统家礼研究》，孔学堂书局2024年，第69页）。如孔子所论孝者，敬优先于能养，以别孝与不孝的重要尺度，《礼记·祭义》扩展为忠孝为人，居敬涵养，出仕莅官、交友诚信、出战勇猛等临事不惧的行为准则。孝的含义被扩大到庄严、忠心、敬畏、德勇等儒家倡导的修齐治平品格。

　　在对待世俗以孝治国基本纲维下的养生送死问题上，家礼也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慎终追远作用。以汉代楚（彭城）国（今徐州）出土的家族性墓葬玉器为例，其类别齐全，种类有玉璧、玉衣、玉棺、玉覆面、玉枕、玉席、玉窍塞、玉握、足玉和玉印等，系统而全面地覆盖到生前礼天祭祀、日常生活与死后不朽等精气长存的各个层面。葬玉文化，浓缩着汉代家礼内核“孝”“敬”在形而下器物层面的生动折射。另一方面，葬玉等级划分在西汉早期，更多“采取宽松的态度，或者说没有根据新情况制定新制度。同时部分王国玉衣敛葬的习俗尚不能上升到已经形成全国性制度这一层面”（宗时珍：《关于西汉王侯敛葬玉衣的思考》，《南方文物》，2019年第3期）。如此，家族性明器类玉文化相关玉质、玉型、玉纹等并未完全阻隔上下、尊卑、等级在家礼的随顺迁化，仍具有较大的兼容性与普遍适用性。

　　玉与人礼：比德于玉

　　“比德于玉”，出自《礼记》，随着源自楚地皇室的西汉上层对“六器”藏礼于器、沟通神灵的大规模实践，如汉高祖时置“北畤”，祀黑帝，将上古自然崇拜的“六器”——秦祠白、青、黄、赤四帝——更化改制为“待我而具五也”之“五帝”祭祀之礼仪。（《史记·封禅书》）

　　从礼天之璧、贯通天圆地方之琮的拟物象征，到刘邦传闻五帝自我增入始封之中央之数，四方逐渐有了向心的天数之则。为了统一今古文经义的分歧，到了东汉班固时期总结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白虎观会议经学辩论结果而撰成的《白虎通义》，成为一部囊括中华文明惟德是辅，天人交感，贯通古今的伦理教化准则。

　　如“封禅”的礼仪之表征，《白虎通义》卷五浓缩为受命改制，教告太平之义。《白虎通义》卷七论“文质”中援引《尚书》舜始即位，见四方诸侯而“辑五瑞”以合符信进一步阐述为五瑞施行体用的权力化、功能化，“盖以为璜以征召，璧以聘问，璋以发兵，珪以信质，琮以起土功之事也”。同时，在董仲舒天人感应与三统三正之说基础上，进一步申明三代王者之忠—敬—文循环的“三教”，阐扬慎终追远的器物之用之德，谓：“夏后氏教以忠，故先明器，以夺孝子之心也。殷教以敬，故先祭器，敬之至也。周人教以文，故兼用之，周人意至文也。”

　　紧随三教之说，又提出“三纲”“六纪”的伦理金条，认为“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以理贯通上下，因循人之性情来整齐人道。“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如此，原有东南西北的具象礼器，吸收阴阳五行的推演，化成行上的以“五”为时中的人伦教化礼则，即法天—顺地—应人三者永咸恒终始，使得儒学的人文化成义，在“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的逻辑中完成天人合德的转进。如在上通下达的普适性层面，《白虎通义》中经五祀“门、户、井、灶、中霤”，三军，乡射，嫁娶，绋冕，丧服，崩薨等内容的义解，基本奠基后世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和嘉礼“五礼”的主要范围。

　　随着两汉经学的繁荣，经王莽《周官》立为学官，更名《周礼》，到东汉时大儒郑玄进一步从理论上为之作注，奠基后来历代礼学之圭臬。以周秦书面语言文字为训释，许慎追溯“玉”字源流，以形为经，以义为纬，探求与字形结构相合的本义，阐述据于德的“五方”的人文化成之义，进而引申条贯玉石五德之美，即“仁—义—智—勇—絜”。

　　由此，玉质内涵的仁德浓缩了君子光辉笃实的气象，通过为政以德，效法天道，制礼作乐，与时推演。而汉代的佩玉除作为等级的标志而外，它的另一个重要的作用，是作为君子以进揖退扬的姿态，来达成时时守正美德的一种象征，“然后玉锵鸣也”。即古人佩玉行走时，进退俯仰，行走必然牵动身上所佩戴的玉饰，并发出来锵鸣徵角宫羽之音。这一连贯、均匀、协调的步伐与节奏，也是向天帝人君表示自己绝无僭越礼制之心，表达“洁净精微”以示尽忠尽节的一种情状。

　　中华文明由上古对天地四方的自然崇拜具象化为观物制器的“六器”“六瑞”，并在历史的演进中逐渐将国之大事的祭祀与征伐、百姓日用的家礼文化以及一般社会的婚冠丧葬等层面贯通起来。加之两汉经学对古今玉与礼制儒学化的行上礼并进、比德于玉的君子形象、汉玉与玉礼制的彼此激荡，成为中国历史上礼制儒学化的重要阶段。

　　《日报》（2024年09月21日 11版）